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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背景下语言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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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02-18 15:48:00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高校作为引领青年思想发展的航向标,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教学过程以“中国梦”的基本精神作为新时期下教改工作的指导方向,从而使广大青年学生参与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中来。笔者作为一名高校语言学专业教师,在从事语义学、语用学及现代语言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深切感受到以“中国梦”来统领教学方法的必要性、现实性与紧迫性,原有教学方法的变革势在必行。 
  习近平同志所言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包括中国经济实力的重新崛起,也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回归。应用到语言学教学方面,这意味着要借鉴传统语言学研究成果。中国语言学研究始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标志的独具特色的“小学”传统。其间,名人佳作辈出,成为世界语言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清代的“乾嘉学派”,使“小学”的研究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西学东渐”之风愈烈,西方语言学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开始传入中国,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可视为其中的开山之作。进入二十世纪,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传入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今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高校现行的各个版本的《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等教材都深深地印有结构主义的痕迹。新世纪伊始,生成学派、认知学派等西方理论体系亦在国内传播开了,语言学理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以印欧语系为目标的,绝大多数语言学者并不通晓汉语。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语言现象所归纳出来的语言事实并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很多所谓的科学结论只能在某些语系中得以成立。比如,以结构主义为蓝本的现代汉语课程中的《绪论》一章中总要谈到语言的任意性问题,即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既无相似性,又无相关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仅是记载语言中的声音。这种观点在印欧语系中是成立的,但放到汉语中却有很大的问题:当学生进入“文字”一章的学习时,会发现汉字中造字法的根本原则是取类比象,字形和字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正所谓“见形知义”,汉字中字形和字义之间所存在的理据性关系对语言任意性这一论断造成了重大的挑战,也使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茫然失措的感觉;而在学习《词汇》一章时,由于汉语不像印欧语言一样实现分词连写的规则,词与词的界限不存在自然的边界,怎样认定某种语言形式是不是词一直存在着争议。以上两个问题的出现都与汉字特殊的性质有关。汉字虽然不能直接准确地反映语音,但是其在传承文化等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说,当代中国人阅读古代典籍并不存在多大的困难,中华文明也得以更好地传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在不学习古英语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阅读莎士比亚时代的作品,因为莎士比亚著作中的文字仅仅是当时口语的反映。时至今日,英语单词的语音面貌已全然不同于汉语,因此文字的拼写规则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汉英语言体系中,文字所承载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把文字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显然低估了汉字的表義功能,也间接低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于是,在“中国梦”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在讲述普通语言学原则的同时,有必要重申汉字和汉文化的特有价值,使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避免盲目拿西方语言学理论嵌套汉语语言事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次,在《绪论》一章总结汉语的特点时,“缺乏严格意义的形式标记”成为汉语的一大特点。“缺乏”二字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为本来应该具有但却没有之意,这种判断显然是站在印欧语系的角度来说的,是把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则当成了所有语言的规则标杆。汉语固然没有显性的形式标记,但可以通过语序的变化来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在授课过程中,举出一些语序变化的例子往往能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汉语语序的重大作用。以“我不吃牛肉了”为例,如果将“牛肉”前置,则会形成“牛肉我不吃了”与“我牛肉不吃了”两种情况。在印欧语系中,主格宾格有固定的形式标记,置于谓语前后并不影响语义的表达,但如果汉语的语序发生变化,其所蕴含的语法意义则会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别。上述两个例子中的“牛肉”作为受事主语,违背了正常的主动宾语序,肯定是要对“牛肉”有所强调。而关于两个例子的不同点,我们可以通过给学生设置特定的语境来使他们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差别。例如,小明和小伙伴们出去吃饭,小伙伴看到小明很爱吃牛肉,就十分关切地问道:“小明,再来盘牛肉怎么样?”而此时小明已经吃饱了,于是便回答道:“吃得够多了,牛肉我不吃了。”在这一问一答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牛肉,因此在该种语境中“牛肉我不吃了”便派上了用场。而如果小明还没有吃饱,还想吃点烤鸭时,在面对“来盘牛肉怎么样”的提问时,他可能会有如下的回答:“我牛肉不吃了,烤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注意,在该句中,前一个分句中的“牛肉”和后一个分句中的“烤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关系,因此当“牛肉”充当小主语时起到了话题兼表对比的作用。此外,在《语法》一章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结构主义引以为傲的层次分析法的局限性。不可否认,层次分析法在分析诸如“咬死了猎人的狗”之类的句子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汉语外在语言形式的无标记性,层次分析法对于深层次的语义特征和语义指向等问题却毫无办法。比如面对“我马上要开刀”这样的句子,其语法结构只有一种切分方法,无法确认被开刀的对象是主语“我”还是句子结构之外的其他人,主语“我”既可能是一位医生,又可能是一位患者。上面这个例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如果面对“老张有一个女儿,很骄傲”之类的句子,也会显得力不从心,而此时语义指向的分析就派上了用场。“很骄傲”一方面可以指向老张,表明老张因为女儿而骄傲;另一方面,“很骄傲”也可以指向女儿本人,与老张无关。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把西方语言学中的层次分析法与汉语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不盲目走西方的老路,又不固步自封,局限于传统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汉语语言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和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语言学过分强调语言学科的科学性质,将其与文学相剥离,注重其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有显性形式标记的英语来说是毫无问题的,但对于汉语汉文字这种浓缩了悠久历史文化的语言类型则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在汉语语言学课堂中,语言教学与文学文化教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互证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让同学们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会被称之为“孔子学院”,而不是“汉语言学院”。“孔子学院”的提出正说明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无法掌握汉语与汉文化的精髓的。正如《系辞》所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明的产生来自于取类比象,在汉字的形成过程中,象起到很大的作用。汉字是语素文字。所谓语素,是指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汉字的形体和语素的意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同一形体上,其意义可以随着认知和经验的不断增加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不用像印欧语系一样只能通过造新词来指称新的事物。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同学们熟知的天干地支为例,说明它们可以广泛应用于天文中医等领域。 
  总之,以儒家文明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语汉文字也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语言学科的教学一定要与时俱进,争取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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